《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次接触在这一名词，是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学课堂上。翻开当时的课本，恩格尔系数的含义和作用作为重点知识被要求牢牢掌握。 让记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与其他数据总是追求“越高越好”不同，教材上明确指出，恩格尔系数应该“越低越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有所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记者随手搜到的某教材有关恩格尔系数习题的标准解答。 与国民生产总值(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等当时一同出现在课本上的“新名词”相比，恩格尔系数的历史要悠久得多。按照国家统计局官网提供的资料介绍，这个系数是以19世纪的统计学家恩格尔命名的。 恩格尔系数，通常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传统上来说，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即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40年来，中国整体的恩格尔系数走势如何？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反映在了这40年的恩格尔系数里呢？经过一番查找，《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栏目和2014年版的《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找到了答案。 需要注意的是，在2013年前，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像现在一样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而是对城乡住户分别进行调查，因此2012年及之前的恩格尔系数都是分城乡列出的。 从数据上来看，以作为起点的1978年为例，当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而当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相比之下，2017年我国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8.6%和31.2%，都减少了大约一半甚至更多。 对照之前提及的标准，1978年中国的城镇刚刚迈入温饱的门槛，而中国的农村还处于贫困状态。短短40年里，为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发生如此历史性的转变？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收入不断增长，财富不断积累。中国从过去的温饱阶段逐步发展过渡到小康，再向全面小康迈进。”当被问及为何中国恩格尔系数能够逐年回落时，毛盛勇在记者会上给出这样的答复。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前言中指出，我国正呈现消费层次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消费方式由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消费行为由从众模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的趋势。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副总经理周昆平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点评道：“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以下，首先反映出这两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在下降；其次则是和我们整体的消费升级有关，一些高端的消费品比重占整体消费比重正越来越高。” “恩格尔系数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进一步了中国恩格尔系数在40年里迅速降低背后折射出的重大意义。 他向记者指出，这一变化要结合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近4亿人的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一事来进行考察，“相当大一部分老百姓享受到了的红利，摆脱了求温饱的阶段，开始更加富裕的生活。这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匹配。” 中国恩格尔系数在40年间从近60%锐减到低于30%，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恩格尔系数和各类相关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以求更好地认识数字背后鲜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从1978年在60%上下徘徊，到2017年低于30%，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共走过了由“5字头”到“4字头”、由“4字头”到“3字头”、由“3字头”到“2字头”的多个台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从全国统计数据看，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首次低于50%，达到48.8%；而这一系数首次低于40%则发生在2000年，当年的数字是39.4%；而首次录得低于30%的系数，则正是上月刚刚宣布的2017年数据。 经过简单计算发现，从1978年有恩格尔系数的相关统计开始，中国将城镇恩格尔系数降低到50%以下水平花了18年。在这18年间，中国城镇年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311元上涨到了1996年的3919元，大约上涨了11.6倍，在支撑消费多寡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相关数据也从1978年的343元上涨到了1996年的4839元，大约上涨了13.1倍。 而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决定收入和消费的人均P数值方面，中国的整体数据也从1978年的385元一上升到5890元，大约上涨了14.3倍。从这一阶段的数据上来看，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的走势还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大体保持“负相关”性的，也就是说经济数据的增长确实反映在了城镇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上。 而下一阶段，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从50%以下水平降低到40%以下水平，花了仅仅4年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内，中国首次脱离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低收入国家”阵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具体来说，这一时间点落在1997年，当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800美元。 不过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这一阶段中国各项经济指标涨幅并不明显，从1996年到2000年，城镇年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仅上涨约27.5%、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上涨约29.8%、人均P上涨约34.7%。那为何恩格尔系数在这4年中能够狂飙突进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记者注意到，相关情况还应该结合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由“3字头”“2字头”的过程来一并进行考察。 在这一阶段中，虽然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5倍，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也增长了近4倍，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也大体上呈现向下的趋势。但是这一系数并非逐年下降，在个别年份里这一数字还出现过反弹。例如，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在2003年已降到37.1%的水平，不过第二年这一数字又回升到37.7%；再如2008年的城镇恩格尔系数比上一年涨了1.6个百分点，达到37.9%，这是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搜索大量相关数据后记者发现，这些恩格尔系数逆势上涨的年份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在各项统计数据中特别“惹眼”。以上文提到的2004年为例，当年7月和8月，中国CPI达到5.3%的7年内历史最高位，而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3.9%，涨幅比2003年提高2.7个百分点。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从构成上来看，当年食品价格上涨9.9%，其中粮食价格上涨26.4%、肉禽及其制品上涨17.6%、蛋上涨20.2%。据的解释，当年CPI的上涨有85%来自食品价格的上涨。因此，我们很容易从中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由于当年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较高，因此导致城镇居民使用在食品上的花费有较大提升，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反观1996年到2000年间，除1996年CPI曾经出现过较高涨幅之外，其他3个年份的CPI都没有出现大涨，甚至还呈现收缩的趋势。显然，在物价指数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即使消费和收入水平没有较快上涨，恩格尔系数也能继续保持较快的下降幅度。因此恩格尔系数除了判断居民生活状况外，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物价和通胀水平。 既然中国居民在食物上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少，那么40年间高速增长的人均年总消费额到底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对此，《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指出，2017年，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扩大，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4%和7.9%，比上年提高0.2个和0.3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的销售增长较快，通讯器材、体育娱乐用品和化妆品类商品分别增长11.7%、15.6%和13.5%。 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里搜集了1998与2016两个年度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构成数据。简单比较可以发现，在这两个年份中，食品有关支出都是占比最大的消费类别，但2016年与1998年相比，即便在食品统计口径中加入对烟酒消费统计的情况下，食品支出占比依旧从44.7%下降到29.3%。那到底哪些消费的增长补足了空缺呢？ 记者注意到，在这两个年度的数据中，有两项数据占比增长抢眼：一是交通通信领域的相关支出。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在这一项上平均花费了257.15元；而到201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3173.9元，占比从约5.94%上升到约13.75%。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显示，交通通信领域消费包括机动车购买、燃料和维修支出；固定和移动电话购买、电信服务、邮递和快递服务消费等内容。记者发现，在这18年间，我国总体机动车保有量、移动电话用户和快递业务量等指标均出现爆发性增长，这无疑对相关消费的大幅度增长起到了助推作用。 例如，1998年，中国拥有230.65万私人载客汽车。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了近63.5倍，达到了14869.27万辆。同样是1998年，中国约有2300万户移动电线年后，中国移动电线亿户，相当于平均每一个中国人都接近拥有一部移动电线亿人的大背景下，如此迅猛的指数型增长必然导致相关领域人均消费额的大增。 而在现实生活中，《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很容易观察到汽车等消费暴增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天津市民林先生去年报名参加了驾校培训班并考取了驾照，正在打算购买私家车。而他此时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的一些同学大二暑假就学了车，本科一毕业就买了车，我已经算是晚了。”他认为，现在市场上车价并不贵，以未来的工资收入负担买车和养车成本比较容易。 除交通通信领域消费占比不断增长外，在这18年里另一项大幅上升的消费就是住房相关消费。按照当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口径，购买商品房虽然属于“投资”，相关开销并不会被算入消费支出内，但租房和房屋装修等支出则属于住房相关消费，并且整体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从宏观数据来看，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一年平均在住房相关开支上花了408.39元。到了2016年，城镇居民年居住消费支出已经增加到5113元，在整体消费中的占比从约9%上升至约22%。 上海市民程先生的事例比较有代表性。他已经参加工作近4年，是本地居民，家里也有一套住宅，但他还是选择每个月花上超过3000元，与他的同事一起合租一套位于市中心的两室户住房。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虽然家里有房，但只有60多平方米，容纳他和父母三人有些拥挤。 同时，他原来居住的地区交通并不方便，而现在的居住地离地铁站只需步行5分钟。这些理由使得程先生即使在上海有家，还是选择和同事租房居住。 但程先生也对记者表示，在自己开始租房以后，他花在外出就餐上的消费明显减少。“现在我基本上是在家里买些速冻食品为主。没租房前，我还是很喜欢出去和同事聚餐的，现在基本上不去了。”程先生这样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在各项其他消费指标正在“挤压”食品占消费总体比例的同时，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城镇居民食品消费及其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米面等主食占整体食物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小，而一系列改变传统饮食习惯的多样化高端餐饮消费正在不断崛起。 市民张女士就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她所在的三口之家去年大概把三分之一的消费额花在购买食品上，不过，其中用于购买米面等主粮的金额已收缩到每月平均200元，占总体食物消费的比重不到4%。“现在我们家购买食品主要是买一些进口的肉类、水果，还有绿色食品，虽然买的米面也是精挑细选的，但总体占比还是降低了。” 2018年1月，由美团点评发布的《2017年度大活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餐饮消费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例如，源于文化的“早午餐”关键词，在其平台的搜索量同比提升137%；而源自于日系文化的“居酒屋”，在平台上的搜索量同比提升更是高达355%。 同时，报告也强调餐饮消费质量上升趋势的影响。例如，随着外卖业务的普及，数据显示22:00~次日02:00的凌晨时段，外卖整体订单量同比提升315%。报告分析称，这意味着“夜食族”正在抛弃方便面，转向选择更优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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