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电 即将于10月26日出版的2020年第43期《瞭望》新闻周刊刊发了记者郑生竹采写的文章《失信企业摘帽难不难》。摘要如下： 谈好的生意，莫名其妙“黄”了；参加项目投标，没竞标就被“刷”了；向银行贷款，被无情……一些曾经的失信企业虽已进行了整改，却没有及时进行信用修复，仍戴着失信“帽子”，梦见回家的路后续经营行为处处受限。 据了解，为了保障企业失信主体权益，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2019年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通知，对“信用中国”网站及地方信用门户网站行政处罚信息的修复工作予以规范，并了行政处罚信息修复条件。 其一，信用修复信息“打架”，跨部门沟通难度大。当前，多个渠道公示企业信用记录。例如，“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分属不同部门，修复径不尽相同，修复信息常“左右互搏”。 其二，市场化信用修复潜藏灰色地带，增加了企业修复成本。一些市场化网站归集了大量行政处罚信息，但有的无法及时锚定企业后续修复动态，有的未修复途径，导致“信用中国”等平台撤下失信信息公示后，在天眼查等市场化平台上仍能看到涉事企业的行政处罚信息。同时，还有的不正规的市场化信息查询平台潜藏灰色地带，“恶意注册”和“虚假认证”等情况时有发生，增加了企业的相关成本。 其三，企业信用修复意识不足，风险意识欠缺。记者随机走访了江苏十多家企业，多数受访企业对信用修复并不了解。有的企业虽听说过“信用修复”，但不清楚具体流程。同时，由于当前仍缺乏专门的信用立法，在一些企业看来，信用约束不是“硬杠杠”，重视度不够。 对此，多位受访者，应尽快解决信用修复条线多、公示系统不统一等障碍，建立统一标准的信用修复机制，降低企业信用修复制度易成本。 一是加快建立完善协同联动、一网通办的信用修复服务。部门间信用修复数据宜做好同步共享，拓宽信用服务机构与信息共享的渠道。可利用大数据或区块链技术建立跨部门的信用基础数据库，统一汇集信用信息，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并以数据鼓励社会利用先进技术研究和推动社会信用建设。 二是尽早建立企业信用数据应用指导标准。建立信用数据应用指导标准，为潜在数据社会应用主体提供指导，保留多元数据应用主体对数据是否采信的决定权。 三是信用立法工作应早日提上日程。中国人民大学院教授刘俊海尽快启动相关信用立法工作，明确信用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市场化信息查询平台的公示行为予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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